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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看见》读后感

时间:2014-02-19    来源:www.haiyawenxue.com    作者:吴倩  阅读:

  告诉一个朋友,这几天我正在读一本新书---柴静的《看见》。她说,不喜欢。我问,为什么?她答道:体制内的这些主持人、记者说的话肯定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。她说的有道理,不过我想,我们看书自然关注的是人,而非职业,再说我们谁人不是体制内,不管何种职业,人和人毕竟不同。

  柴静在书中说:“做新闻的人是赌徒,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。她不是,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,赤膊再来一局。”(“她”指的是和柴静共事的同行“老范”。)她们是否真能做到如此,我无从知晓,不过她自然能说出口,我便愿意相信她的真诚。

  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是言论自由,言论若要自由,媒体必当先行。一个国家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,这个国家进步也就有多大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新闻记者更要谈职业操守,更要谈理想,更要谈勇气和坚持。“探寻事实的真相”是新闻记者的使命,何为“探寻”?怎样“探寻”?柴静说:“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、不断怀疑、不断幻灭、不断摧毁、不断重建,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。或者说,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,从而取得平衡。”探寻之路,需要记者的冷静和客观。“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。”所以,我们可见作者作为一名记者,作为一名女性记者,一路前行,不管于事于人都在努力克制感性和主观评论,因为任何参杂个人偏见的意见,都会对观众施加影响。但无论怎样,谁也逃脱不了,作为个体人的痛苦。她亦深情地说:“作为一个记者,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,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,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,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......在这个职业中,我愿意倾尽所有,但是,作为一个人,我是如此不安。”

  书中所记事件依稀在我的记忆中,都有痕迹。它们都曾在某个时刻作为新闻进入众人视野。作者也说“这本书中,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,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,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,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。”其实这本书更是让我们了解在一个调查记者眼中,新闻背后的“人”和“故事”。就像“知道和感觉到,是两回事。”真正的“看见”和理解才会丰盈人性,感同身受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,前提是认识的深度。

  “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”

名字控

  2003年的非典,如今已如昨日黄花。但每忆及于此,恐惧之心仍如昨日般鲜明可感,况且那样的恐怖是随着疫情的恶化一步步紧逼而来的。作者叙述了非典正盛时,她如何深入隔离区观察和报道,亲眼目睹死亡和无奈,当然还有感动和震撼,因为在任何灾难面前,从不缺乏人性光辉。因为可能会被感染,一旦感染说生死攸关并不为过,所以报道需要勇气。作者却说当时“我很少感到恐惧,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。”她亦认为,作为个体的她而言,可以选择不做记者,但做了记者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在我眼中,这就是职业的操守,让人心生敬意。

  读这本书,让我想起非典时自己的一件事。当时我正读大三。疫情严重时,封校了。一个同寝室的女孩子在校园封闭之后返校,逃过了校园门卫的眼睛,咚咚敲着寝室的门。其他室友因为太过紧张,反对她在这个节骨眼返校,便不给她开门,最后竟因此事怒目相向,大声吵闹起来。我是唯一一个站在这个女孩子身边,替她说话的人“既然已经回来了,一切未可知,就不必为此伤了和气。”也是这个女孩子,在大三期末时,因为一件小事对我破口大骂,恶语相向,不堪入耳,极尽侮辱之能事,从此,我便相信人的面目可以在瞬间狰狞。骂的时候,我无还嘴之力,因为无从还嘴。之后,我一夜无眠,第二天醒来,看到阳光,我决定原谅她,不是因为我有错,而是我愿意理解人在情绪激愤时,难免有狂妄之言,不管激愤的有没有道理,生活需要继续,仇恨不能生根。怎料,她在第二天醒来时,亦如昨日破口大骂,甚而威胁恐吓。当即,我决定对这个人此生鄙视,因为我不能接受一个成年人在清醒的时候,依然面如野兽。此后一年,全体室友不约而同用孤立表示对她的惩罚,直到毕业。毕业的时候,她拿了一个红红的苹果讨好似的请我吃,我接过苹果当着她的面扔进了垃圾桶,从此再无一言。后来,听说这个人毕业了之后,找了关系去了电视台当记者。读这本书时,我不禁想起了她,鄙视-----依旧。

  双城的创伤

  双城,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。一天,这个小镇上五个孩子相约集体自杀,一个叫苗苗的孩子死了。为什么会集体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?调查时,作者了解到他们曾立下天真的誓言“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。大人们怀疑是邪教唆使,甚至在孩子死了之后,都不明原因。救回来的孩子选择沉默。苗苗的父母说:“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?”后来查实,苗苗自杀是因为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,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。苗苗觉得蒙羞,受到耻笑,夹杂着她和其他孩子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,郁积心中无人诉说,主要是无人诉说,所以都忍着,直到致命性的爆发,将他们推向绝路。而且他们都认为“朋友比生命更重要”。孩子死后,通常都会寻找责任人,谁为此负责。柴静说其实,老师也不容易。柴静问孩子六年级的班主任:“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?”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,他愣了一下:“不说。”“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?”“忍着”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。

  这几天,苏州接发生了三起初中孩子跳楼死亡事件,令人触目惊心。大人们往往不解,多大点儿事啊,就跳楼,太不懂珍惜生命,抗挫能力差。这是世俗和普遍意义上的理解,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,可不可以往更深层次上探寻。“孩子真的没有这样的深情?”那孩子何以有这样的勇气?我们都经历过童年,但我们每个人未必都懂得童年。从经历事情的大小和影响上来看,孩子未必如大人。更多的孩子不必为生计发愁,不会突然失业,不会婚姻破裂,不会妻离子散,不会罹患绝症,不会如成人般经历人世间的大悲大患,孩子也许就是今天丢了个心爱的玩具,明天跟同学吵架,后天成绩考差了,要么被父母强制剪掉了长发,要么发现喜欢的人另结新欢 ......在大人眼里,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,但孩子对痛苦的感知未必如大人少,甚至很多时候比大人多,因为孩子比大人心理上更脆弱,更无助,经济上不独立,更易受到束缚和压抑,杂文www.haiyawenxue.com更无力改变环境。所以用“衣食无忧,你还有什么好愁的?”这样的话来理解孩子实在是对孩子最大的误解和伤害。我们不要用习俗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痛苦,更不要用程式化的思维去理解孩子的悲伤。“托尔斯泰在构思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的时候,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,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,她是一个背叛丈夫、追求虚荣的女人,他要让她的下场“罪有应得”。但写着写着,他并没有美化她,只是不断地深化她,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,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出来,多一根枝条,就多开一层花,越来越繁茂广大。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,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。”我们对待孩子的“小事”更需如此,把孩子的内心当成一个丰富的、神秘的、需要深深感受和理解的世界,你才能真正地发现孩子,原来是这样真实和丰盈。“对人的认识有多深,呈现才会有多深。”

 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,像水溶于水中。

  我们可不可以允许有其他爱的方式。同性恋在我们国家有三千多万人。在这当中,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感到极度痛苦,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,百分之十自杀未遂,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、性骚扰、殴打、敲诈勒索、批判和处分等伤害。这都源于社会人们的普遍偏见。而“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,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,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,在灵长类动物里边,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,人类的依恋现象,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。”即使有这样科学的解释,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会不接纳同性恋者?“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,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,把无知当纯洁,把愚昧当德行,把偏见当原则。”

  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,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,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,男人死了,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。这些女人大都经历过漫长而又不堪的家庭暴力,在举起菜刀、抡起斧子、扳动手枪的一瞬间,将一辈子的屈辱和悔恨化为血的结束。“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,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,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”

  人们通常喜欢用道德来评判一切,无论是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,还是忍无可忍杀死丈夫的女人,亦或是让人心生不悦的同性恋者。然而很多时候,道德是最容易迷惑人心的工具。因为世界不是非黑即白。“一个世界如果只按照强弱黑白两分,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,你把它推倒,另一面朝上,原状存在。”道德无力评判一切。

  因为工作,现在我每周往返S城和K城一次。有一天我在火车站广场前急急地赶路,隐隐感觉有个男人向我走来。在暮色里,我看见他手里拿了一个棕色的皮包,快走到我身边的时候,停了下来,然后举起手中的皮包,这时我才发现皮包下面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,他面带悲戚地说:“我的钱被偷了,你能不能行个好,借给我点钱,让我买点吃的,坐公交车?”我看了他一眼,问:“多少?”他继续悲戚地说:“十块、八块都行!”我有些犹豫,但很快开始翻包。对!他可能是个骗子,或者十有八九他就是个骗子,这我知道,我也早已过了纯真的年纪。可我还是决定把钱给他,因为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是骗子。也许就因为百分之一真实的可能性-----我不想扭头就走。记起几年之前同样的一幕:马路上,我的电瓶车坏了,手机没电,我蹲坐在路边半天,然后决定向路人求助,恰巧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经过,我便向他借电话。他犹豫了半天才把手机借给我,我打过之后,他长舒了一口气说:“我以为你是骗子!”我笑了笑说:“我不是,谢谢你!”眼前这个男人眼睛正盯着我手中的包,我拉开拉链发现,当天我竟没带零钱,只有一张百元钞票,仅此一张。“不好意思,我没有零钱......”我话音未落,这个男人悲戚的脸色顿时有些愠怒,“你就不能去换换零钱吗?换个零钱也没什么嘛,又不麻烦......”他越说越急促,好似我不给他钱,他就不依的样子。见状,我当即拉上拉链,扭头混进人海。我没有必须要给你钱的义务,即便你是真的。人心自知,道德从来不能评判一切。

  我只是讨厌屈服

  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,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,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。两年多,他打了七场----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,要发票,列车员都笑了:“火车自古没发票。”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。“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,但是我不愿意,我不一定会赢,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,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,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改变。”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,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不公,有时候这种不公是切肤的,和我们的生活幸福息息相关。然而更多的人在面对恶、面对强权的时候,会选择沉默,中国人叫做“隐忍”。陈丹青说:“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、反抗、叫骂,而是-------这是最让我难过的--------所有人都认了。”采访郝劲松时,作者问过他:“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?”“公民。”“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?”“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却不傲慢,对政治表示服从,却不卑躬屈漆。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,看到弱者知道同情,看到邪恶知道愤怒,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。”

 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,三个警察抓一个三陪女,四脚朝天拖着,像拖一个牲畜,这个女人只穿着一条裙子-------“春光乍泄”。人被当做牲畜对待,在这时候已没有了尊严。城管在抓违章经营的小贩,旁边一岁半的孩子随同被抓,孩子受惊哭闹,尿湿全身,小贩想要一片“尿不湿”,却被骂道:“你以为这是你家呀?”我让老公到K城一个行政机构办证件,他跑了一趟说:“那里的人不理我,说没这项业务。”再去,前台的人眼睛都不抬一下地说去问一号窗口,一号窗口说去问二号窗口,就这样一直问到五号窗口,还是没办成。第三趟去,前台直接说,不知道这事不给办,态度仍旧傲慢无礼。我气愤地说,那你可以骂他,凭什么不给办?还给人脸色,这个机构是干什么吃的?老公说,不能骂,只能陪笑脸,得罪了公办单位,啥也办不成,最后还是自己倒霉。第四趟,换个朋友去,问了好半天,终于办成了。总之,不折磨你一番你没法知道权利意味着什么,当然你也没法知道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但我们是不是就要心生绝望,我想起李敖在清华的演讲,他说“我相信中国的宪法是真的,只要我们,每一个公民都认真,那它就是真的。”

  柴静在书的结尾说:“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,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,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,能够独立思考的人,能够记录真实的人,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,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,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、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。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,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。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,我们才能说,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。”愿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,能够经常响彻在你我心间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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